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史学会、广东社会科学院、广东社会科学联合会、广东省珠海市政府主办，珠海市社会科学研究所承办的“澳门历史与发展”研讨会在珠海召开。来自祖国内地、香港特区、澳门与台湾的13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会议收到论文78篇。与会者围绕葡占澳门、明清时期的澳门、澳门与中国革命、澳门文化与中西交流、一国两制与澳门回归、澳门与两岸关系、澳门政治经济形势展望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关于葡占澳门问题。与会者认为，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四百多年以来，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日渐腐朽，澳门经过了被葡萄牙人入据（1553—1571）、租居（1572—1849）、侵占（1849—1887）、扩张（1888—1910）的阶段。与澳门的历史定位相关的中国对澳门行使主权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553至1849年，中国对澳门拥有主权，也能够行使主权；1849至1979年，中国对澳门拥有主权，但已不能行使主权；1979至1999年，中国对澳门拥有主权，但中国政府同意暂时不对澳门行使主权。葡占澳门的历史过程具有时间长、跨度大、手段多样（主要采用渐进、蚕食等方式）、鸦片战争影响巨大等特点。葡萄牙侵占澳门得逞的原因在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的社会，国势凌弱，葡萄牙利用清政府的内外交困趁火打劫，倚仗英法殖民强国，借助外力，在大国盾牌的背后爬了进来，趁清政府的腐朽、软弱和愚昧进行蒙骗和外交讹诈。
关于明清时期的澳门。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明代澳门的发展、地位与作用与内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明嘉靖以后，海外贸易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变动：一是商舶贸易蓬勃兴起，取代贡舶贸易而居主导地位，二是葡萄牙人租居澳门，把澳门作为中葡贸易的中转港，发展对日本、东南亚、印度和欧美的“大帆船贸易”。与此相适应，广东海外贸易产生重大变化，其表现之一是广州和澳门形成互相依存、优势互补的贸易伙伴关系，广州主要面向内地市场，澳门主要连结海外市场。广东传统的“广州一元中心”结构被打破，代之以“广州———澳门二元中心”的结构。这样，作为广州国际贸易的重要门户，澳门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中转港，与生丝出口、白银进口的明代外贸模式紧密联系。
关于澳门与中国革命。与会者认为，澳门在中国革命中有着重要地位。澳门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半岛上，同中山县毗邻，与祖国人民血肉相连，在历次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互相支持，连成一体。在抗日战争时期，澳门同胞就为反抗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展开了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卢沟桥事变后，澳门同胞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掀起了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纷纷成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组织回乡服务团，支援内地抗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澳门同胞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的传统。
关于澳门文化与中西交流。与会者认为，澳门文化是多元文化，其文化模式主要是以中葡文化（中西文化）为主体结合而衍生，一是中葡两大文化体系（中西文化）在澳门社会中和平共处，各适其式地发展的双轨文化。二是中葡文化（中西文化）在交流、碰撞中形成的文化。三是中葡文化（中西文化）混生在一个文化综合体中并形成为一种具有澳门特色的共生文化。澳门文化由此形成这样一些特色：殖民色彩、资本主义色彩、中华民族文化色彩、兼容并蓄的色彩。与会者认为，澳门文化的这些特征源于澳门特殊的历史及其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人口构成，同时，它又反作用于澳门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
关于“一国两制”与澳门回归。与会者指出，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是继香港回归后又一件彪炳史册的大事，在政治上、历史上、国际上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对祖国的繁荣稳定、统一发展，对世界的和平进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澳门回归祖国是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实现祖国统一的又一个范例，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又一次体现，标志着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关于澳门政治经济形势展望。与会者认为，澳门回归恰逢世纪之交，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与严峻的挑战。回归后的澳门，将迎来一个历史新时代的开始。“一国两制”为澳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基本法》又为澳门未来的稳定繁荣提供了保障，澳门的发展仍有很大的潜力。因此，认清形势，把握机遇，充分发展自身特有的优势，迎接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挑战，振兴经济，再创繁荣，将是贯穿于21世纪澳门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基本任务。
关于澳门与两岸关系。与会者表示，台湾与澳门是两个具有特殊环境和历史背景的中国领土，台澳关系是两岸关系的特殊组成部分，并在两岸交往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有学者指出，这种作用主要是指在祖国统一过程中有别于香港的独特的示范作用、润滑作用、粘合作用以及催化作用。澳门回归以后，只要在两岸关系中充分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一定能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
